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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的“中国情怀”: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2017-03-03 余英时 喜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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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系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先后师从钱穆、杨联陞二位先生。曾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和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等。2006年,余英时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2014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



《明报月刊》要出关于”中国的情怀“专页,承编者雅意,让我参加一份。我很喜欢”中国的情怀“这个动人的名称。但是什么是”中国的情怀“呢?仔细一想却不好回答,因为这不是可以通过形式化、概念化的途径来解决的知识性的问题。怀疑主义的哲学家甚至还可以问:究竟有没有”中国的情怀“呢?”中国的情怀“和其他各国的情怀到底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我不想这样”煮鹤焚琴“地煞风景。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的情怀“确实是存在的一一它存在于每一个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的身上。但是这种”情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却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又是无从”一言以蔽之“的。”情怀“是属于整体感受方面的事,这也许便是佛经上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屈指算来,我住在美国的时间早已超过住在中国的时间,而且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我也只能自称”美籍华裔“。但是惭愧得很,从下意识到显意识,我至今还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原来”中国人“自始即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政治概念。而我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不是西方,虽然我对西方文化优美的一面也十分欣赏。


1978年10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出国的时间已整整29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部流露的时刻。但是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萦回在我脑际的却是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那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我们是代表美国官方的学术访问团体,接待我们的当然也是中国官方的学术界。接待的热情和诚恳是令人感动的,可以说做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但是既属官方交往,”官腔官话“彼此都是无法避免的。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却真感到有些”难以为怀“了。后来承接待人员的好意,让我有充分的机会和家人亲友相聚,听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然也更加深了化鹤归来的感受。


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在中国先后旅行了整整一个月。我们的任务是访问汉代遗迹,所以足迹所至大致以”秦时明月汉时关“为主,在洛阳、西安、兰州、敦煌、昆明、成都等地各停留了两三天。在旅途中,我特别察觉到我自己的心情与同行的美国朋友迥然不同。他们所全神贯注的是怎样通过这次访问来改进他们的专题研究:或证实或修正他们已有的”工作假设“。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我虽然也有此客观的一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一个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于千载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与美国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随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截然异趣。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意识已相当彻底地政治化了。他们透视中国史所运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如”奴隶“、”封建“、”阶级斗争“等,对我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例如在西安霍去病墓前,我们看到著名的”马踏匈奴“的西汉石雕,但是这个石雕的正式名称却变成了”马踏匈奴奴隶主“。我们再三地端详,始终无法看出马足下那个模糊不清的匈奴具有何种社会身份。这个标签也许和大陆的”民族政策“有关,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这毕竟是歪曲历史来迁就政治现实。”马踏匈奴奴隶主“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观微却可以知著。


二十年前我曾研究过汉代的中外经济交通,河西走廊正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但当年只是纸上谈兵,对这条”丝路“并没有亲切的认识。这次从西安经兰州去敦煌才使我了解祖先创业的艰难。这是程伊川所谓的”真知“。在兰州至敦煌的途中,我有《河西走廊口占》一诗。诗曰:


昨发长安驿,车行逼远荒。两山初染白,一水激流黄。

开塞思炎漠,营边想盛唐。时平人访古,明日到敦煌。


诗不足道,但可从其中看出一点我的”中国情怀“。


从敦煌回来,要在清晨三时左右乘汽车赶到柳原。残月在天,在横跨戈壁的途上先后遇到多起骆驼车向敦煌的方向进行,也许是赶早市的村民吧。我当时不禁想到:这岂不是两千年前此地中国人的生活写照吗?除了我们乘的汽车,两千年来的敦煌究竟还有些什么别的变化呢?至少以这个地区而言,汉代的敦煌是比今天要繁荣热闹得多了。我的”中国情怀“禁不住又发作了,这也有诗为证: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

留得乡音皤却鬂,不知何处是吾家。


限于访问团的性质,我们的行程基本上不包括我少年时代所熟悉的江南。其中虽预计在南京停留一天,访问紫金山的天文台,但又因班机延误而临时取消了。以我们的学术任务而言,此行可谓了无遗憾,即以开阔眼界而言,此行也收获至丰。但是失去重到江南的唯一机会,对我个人而言,则实不胜其惆怅。所以在离开北京的前夕,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

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这显然又是我的”中国情怀“在那里作祟了。


尽管29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的身份,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记载了他的朋友所说的一段佛经上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周亮工的朋友接着发感慨说:


余亦鹦鹉翼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耶!


这个美丽的故事虽出于印度,但显然已中国化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些话和上面那个神话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吗?不过不及神话那样生动感人罢了。大概“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几个字可以说明我在这一方面的“中国情怀”吧!


不但对中国大陆如此,对香港我也一样有“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情感。最近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问题,责之深也正由于爱之切(见《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我先后在香港侨居了六七年,何忍见其一旦毁于大火。但在抱有狭义的地方观念的读者看来,便不免要疑心我看不起“香港文化”了。我这只飞集他山的鹦鹉竟因此变成了“能言鹦鹉毒于蛇”的鹦鹉,岂不冤哉!最近看到我的朋友刘绍铭所写的一篇关于大陆“游学生”文学的文章,其中引了王蒙《相见时难》中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王蒙说:


一个几十年来没有对祖国、对祖国的多难的人民尽过一点义务的“美籍华人”,却有资格来向他提出问题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你芝加哥的和纽约的、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美籍华人都加在一起,能懂得这两句诗的含义吗?(《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69页)


这样义正辞严的话,像我这个“美籍华人”读来安能不羞愧欲死。不过羞愧之余,我也发生了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为什么换了“新天”的今天,忽然产生了这许多“美籍华人”呢?王蒙文中的“美籍华人”显然都是1949年以后出现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1927年国民革命以后,甚至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今晚偶然读到陈援庵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看见下面一节文字。姑且抄出来,算作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去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民心篇》第十七)


援庵先生的学问是我所敬佩的。他在1959年以80髙龄加人了共产党,因此他必然也是大陆的作家如王蒙先生者所推崇的。这是一个难得大家都欣赏的人物,尽管欣赏的角度也许彼此有异。援庵先生既然说“其故可深长思”,那就让我们都暂且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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